清朝借妻制度:妻子借给别人生孩子到期归还所生孩子一人一半

典妻现象的存在,如同中国婚姻制度的一个毒疾,让那些封建士人无法回避,又羞于启齿。到了清代,中国的典妻现象达到了“全盛”,这个词也就不断地出现在士人的著作、史家的记载里。

清代典妻现象特点明显,比如在《吴友如画报》中有一幅〈典妻贩婢〉,两个男人站在桌子旁,一个男人着粗布衣服,一手拿着一张纸券,一手指着这张纸券,对对面的男子说着什么,他身后有一个年轻的女子,面有羞色,用手掩着脸。对面衣着华丽的男子目不转睛的看着女子,厅中还有四个女仆,也指着,窃窃私语。画的上方还有一段文字:“刘某,广西平南人。妻某氏,年二十余,丰姿绰约,静好无尤。虽居贱食贫,绝无怨意。今春平南荐饥,贫家卖男鬻女,为救饥之计。女价颇廉,刘思生财之道,别无他计,若贩女转售东粤,利市可获三倍,而家贫苦无资本,一再踌躇,因商于妻,将其贷于富家,而以妻作抵焉,妻许之。富家涎其美,遂贷以三十金约期取赎,过期即作割绝论,署券而去。刘得金即贩两婢,附船东下,以为指日获利,床头人不难璧还也。讵舟到玉省河,夜泊花埭之茶溶。被匪三人窥破行径,知其孤弱可欺,竟驾舢板托言巡查,登舟检观,见有二女,诬以拐带劫去二女。刘再三分辩,匪即按枪指吓,刘畏其凶悍,不敢与较,任其扬长而去,而自顾,两婢既失,家室又空,懊恨欲绝,始悔前之妄思发财,作之事,而反不能自保也,亦已晚矣。”

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清代的典妻现象的一些特点:第一,典妻习俗十分公开。平南地处广西东南部,并不是太封闭的地方,但也存在对妇女立券典质的情况。第二,典妻现象在民间已经习以为常。通常典妻都是因贫困无法生活,急需用钱,被迫典妻。刘某并非急用钱,而是想用典妻的钱贩卖奴婢发大财,而他妻子竟然“许之”。可见,民间对此已经习以为常,像纳妾一样,成为社会化的俗规了。第三,典赎并举,以人为物。刘某将妻子典给富家,富家给了他三十金,并约定时间,到期要用原金来赎,否则就要割断关系。就和典当衣物一样,女人就成了“死当”,归典主所有。

此外,清代典妻婚还存在这样一些特点:第一,典妻仍然保持同前夫的夫妻关系。第二,典妻目的多以生育为主,留子不留娘,原妻为正式母亲。如定海一带,典子对亲生母亲叫“婶婶”。其子可入宗谱,而生母作为典妻,大多不能上事宗庙,下列宗谱。被典妇女在典期内生了男孩后,就可归回原夫家,故俗称“租肚皮”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在《醒世恒言》中记录了一个《十五贯戏言成巧祸》的故事,清代的朱素臣将它改编为《双熊梦》,只不过是将妾改作女儿,将典妻改作卖给人家作丫头。但仍然保留了典妻婚的种种特征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,封建道德与典妻现象在传宗接代大旗下的妥协。第三,被典女子在典租期间通常住在典夫家,由男方负担其生活费用。有的典夫允许典妻一年回家几次,但不得与原夫发生性关系,有的典夫则不许典妻回家探望。第四,有的典妻现象具有社会自救性质,如招夫养夫、搭伙、拉帮套等,原夫家与典夫家往往都比较贫困。招夫养夫通常是原夫家因疾病等原因缺少劳动力,而典夫一般是缺少生产工具,双方在生产和生活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。拉帮套即是已婚女子因原夫生病不能自活,就将自己典给另一男子,但典夫要住进原夫家,这位住进家的男子俗称“套股子”;他要负担全家生活的重担,民间又称“拉帮”。

正因为这种互助性,女子典卖自己期间所生的孩子,也往往采取平分的方法,如拉帮套在结束时,双方要协商同意,并请人写一张《过子契约》,然后还要举行所谓“劈犊子”仪式。过子要改用套股子家的姓,并管他叫爹。如果这期间被典妇女只生了一个孩子,则视实际情况由男女双方协商,决定分给谁。两家的关系也十分有意思,双方套股子关系结束后,因为孩子的原因,双方还是亲戚关系,并且可以互相往来。男子用钱币租用或雇佣女性作为临时妻子的婚姻方式,与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卖淫业可谓异曲同工,典妻婚的本质就是使通奸卖淫合法化,正与封建礼教相悖逆,相冲突。因此,清代的法律对典妻明确加以反对,但社会现实又使得清代的统治者不得不做出让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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